在生活中，我們難免會遇上一些故意害我們的人，比方說故意設一個陷阱，害我們出錯，或是故意給我們錯的指引，讓我們做錯誤的選擇。不過，縱使有人故意害我們，只要我們不知情，這些惡意，對我們長遠來說，不一定是不好的。比方說，你可能會更審慎的檢視自己的選項，而不會盲目的參考別人的建議。
當然，當我們發現原來有人在背後害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肯定是會有不爽的感覺。即便這樣，這樣不爽的感覺，對我們來說，很像也是有好處的。因為，你就會知道這個人不是一個好的，你以後要提防這個人。
在這邊要跟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就是在討論惡意這個主題的，這本書是臉譜出版的《惡意如何帶來正義？》，作者是賽門·麥卡錫-瓊斯 (Simon McCarthy-Jones)。
作者在一開始就強調，人和人之間的互動，可以分為四種型態：
- 合作
- 利他
- 自利
- 惡意
其中惡意是很奇特的一種互動方式，因為惡意的互動對自己也是會帶來壞處的，可是在不少時候，人們卻寧願選擇惡意。當然，從某個角度來看，惡意的互動方式，可以當作是自利的一種特殊形態。因為若惡意對我們造成的損失是較少的，那麼我們這樣的行為模式，也可以說是對自己有利的，只是我們必須承受一些損失。
為什麼我們要害人呢？
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，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一些證據。第一個證據，就是有研究發現，當人們在喝醉的狀況下，有比較高的比例會有惡意的行為。因為喝醉的時候，大腦負責控制的額葉運作較差，所以無法壓抑展現惡意的行為傾向。若順著這樣的邏輯，會有惡意的互動模式，或是是人類的天性。
第二個相關的證據，基本上也是證實了當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下降的時候，惡意的互動模式就會提升，甚至有可能提升百分之二十。不過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不能因為這兩個證據就斷定，惡意的互動是人類的天性。因為，惡意的互動模式，即便在喝醉的時候，或是自我控制能力下滑的時候，也都不是百分之百，甚至也離百分之百很遠，只能說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，會影響一個人是否採取惡意的互動模式。
第三個證據，則是發現神經傳導物質的高低，會影響惡意的互動模式。目前的證據顯示血清素的濃度和惡意程度呈反比關係，也就是說當一個人血清素濃度越高的時候，越不會有惡意的行為。
但是除了這些非常生理基礎的原因之外，難道沒有別的原因嗎？當然是有的，用白話來說就是用惡意行為來表達自己的不滿。最明顯的例子，就是希拉蕊和川普競選美國總統的事件。川普雖然一直信誓旦旦自己會當選，但幾乎沒有人預測川普會當選。事後的一些分析，顯示川普之所以會當選，跟惡意的運作脫離不了關係。因為川普陣營把希拉蕊形塑的形象，讓人會想要在她身上施展惡意，而這一點很顯然是成功了。其實在民主黨過程，希拉蕊的形象就已經受到一些損害，而顯然不少桑德斯的支持者，懷著怨氣，用投票給川普，來表達對希拉蕊的不滿。
怎麼樣的人，會容易有惡意的行為？
有一個說法是WEIRD社會中的人群特別會有惡意的互動方式，這邊的WEIRD不是指奇怪，而是五個英文單字的縮寫，分別是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 西方、受過教育、工業化、富裕、民主的人。若要要更簡單的方式來說，我想就是那些有得到一些好處，但身分地位不高不上的人。作者在書中也舉證，說反對基本薪資調漲的人，通常不是那些很有錢的人，而是那些薪水只比基本薪資多一些的人，他們不希望薪水比他們低的人，因為基本薪資調漲，而變得跟他們收入一樣多。
作者在第五章談到惡意與自由的部分，也讓人很有感。他提到了幾個研究的證據，都發現了當人們閱讀了一些批評自由意志的文章之後，他們的惡意行為會比較多。此外，當人們覺得自己的自由意志被限縮的時候，他們的惡意行為也會增加。大家可以想想，現在的社會，我們的自由意志是否也被限縮的狀況呢？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社會比較不和睦的原因！
這幾年，在世界上發生了一些大家所謂的民粹事件，像是川普當選、英國脫歐等等的。一些學者會認為，這就是民眾展現了惡意、賭爛，而沒有理性去思考後果。但是，我想這其實是一個反思的契機，身為既得利益者，我們太容易只從自己的觀點出發，即使我們覺得這些做法對整體社會是好的，我們卻忽略了這些做法對一些人造成的負面影響。
當一個人長期都被欺負的時候，你說他還要對社會展示他的善意嗎？恐怕不會。
惡意不一定就不好
雖然惡意會讓人覺得是一些不合常理的行為舉動，但是如果所謂的照理來說，其實會為你帶來一些壞處，那為什麼我們還要依循那些方式來做事情呢？大家可以盤點一下我們社會運作的方式，很多其實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做法，但或許是因為習慣，或許是因為沒有人要改變制度，所以我們就繼續採用那樣的做法。
就像從新冠疫情開始以來，政府就一直倡導大家要戴口罩，來降低疫情的擴散。但是戴了快要三年的口罩，我們疫情擴散的情形，真的有比較不嚴重嗎？這問題不好說，不過可以確定的是，有些國家在疫情比台灣現狀還嚴重的時候，就已經解除口罩令了。我八月下旬前往丹麥的時候，也幾乎沒有人戴口罩，所以誰說就一定要戴口罩呢？
面對這些看似合理，但其實荒謬的事情，若有人存有一些惡意，對整體社會來說，或許是更好的。作者引用了芭芭拉·伍頓的一句話，就很有意思
演化可以獲致創意的力量，靠的是面對不可能的英雄氣魄，而不是靠在可能範圍內當個奴隸。
芭芭拉·伍頓
用白話來說，就是如果大家都是當個乖乖牌，那麼我們不太有機會能夠創新局。總是要有一些人願意跳出來當壞人，才有機會創新局。這一點放在台灣社會，真是讓人格外有感觸。因為我們的社會氛圍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當乖乖牌，不要想太多，反正有多少做多少。久而久之，就養出了一群奴隸，就算是猛虎，可能也忘了要怎麼打獵。
我們的社會，過度強調以和為貴，以至於大家都有一種鄉愿的特性。這樣的後果就是，犯錯的人，沒多久就會被原諒，而很有可能繼續犯錯。若有多一點的惡意，雖然可能造成毀滅性的傷害，但長遠來看，應該會是比較好的。大家可以好好想想這件事情
最後，我想分享作者在做後提到的憤怒的慈悲，就是我們應該要宛若慈愛的雙親去給頑皮的孩子教訓。憤怒的慈悲來自為了某人好而去與人起衝突的勇氣，這為的是讓他們不要被自身的貪婪、偏見、仇恨、恐懼與自我保護所害。若能夠懷著憤怒的慈悲去善用惡意，我們或許就多了一項新方法，可以去提升人類的生命。
生活中的心理學博士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