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為更好的自己

或許有點惡意,才是真的有善意

在生活中,我們難免會遇上一些故意害我們的人,比方說故意設一個陷阱,害我們出錯,或是故意給我們錯的指引,讓我們做錯誤的選擇。不過,縱使有人故意害我們,只要我們不知情,這些惡意,對我們長遠來說,不一定是不好的。比方說,你可能會更審慎的檢視自己的選項,而不會盲目的參考別人的建議。

當然,當我們發現原來有人在背後害我們的時候,我們肯定是會有不爽的感覺。即便這樣,這樣不爽的感覺,對我們來說,很像也是有好處的。因為,你就會知道這個人不是一個好的,你以後要提防這個人。

在這邊要跟大家介紹一本書,就是在討論惡意這個主題的,這本書是臉譜出版的《惡意如何帶來正義?》,作者是賽門·麥卡錫-瓊斯 (Simon McCarthy-Jones)。

作者在一開始就強調,人和人之間的互動,可以分為四種型態:

  1. 合作
  2. 利他
  3. 自利
  4. 惡意

其中惡意是很奇特的一種互動方式,因為惡意的互動對自己也是會帶來壞處的,可是在不少時候,人們卻寧願選擇惡意。當然,從某個角度來看,惡意的互動方式,可以當作是自利的一種特殊形態。因為若惡意對我們造成的損失是較少的,那麼我們這樣的行為模式,也可以說是對自己有利的,只是我們必須承受一些損失。

為什麼我們要害人呢?

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,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一些證據。第一個證據,就是有研究發現,當人們在喝醉的狀況下,有比較高的比例會有惡意的行為。因為喝醉的時候,大腦負責控制的額葉運作較差,所以無法壓抑展現惡意的行為傾向。若順著這樣的邏輯,會有惡意的互動模式,或是是人類的天性。

第二個相關的證據,基本上也是證實了當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下降的時候,惡意的互動模式就會提升,甚至有可能提升百分之二十。不過,我要提醒大家,不能因為這兩個證據就斷定,惡意的互動是人類的天性。因為,惡意的互動模式,即便在喝醉的時候,或是自我控制能力下滑的時候,也都不是百分之百,甚至也離百分之百很遠,只能說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,會影響一個人是否採取惡意的互動模式。

第三個證據,則是發現神經傳導物質的高低,會影響惡意的互動模式。目前的證據顯示血清素的濃度和惡意程度呈反比關係,也就是說當一個人血清素濃度越高的時候,越不會有惡意的行為。

但是除了這些非常生理基礎的原因之外,難道沒有別的原因嗎?當然是有的,用白話來說就是用惡意行為來表達自己的不滿。最明顯的例子,就是希拉蕊和川普競選美國總統的事件。川普雖然一直信誓旦旦自己會當選,但幾乎沒有人預測川普會當選。事後的一些分析,顯示川普之所以會當選,跟惡意的運作脫離不了關係。因為川普陣營把希拉蕊形塑的形象,讓人會想要在她身上施展惡意,而這一點很顯然是成功了。其實在民主黨過程,希拉蕊的形象就已經受到一些損害,而顯然不少桑德斯的支持者,懷著怨氣,用投票給川普,來表達對希拉蕊的不滿。

怎麼樣的人,會容易有惡意的行為?

有一個說法是WEIRD社會中的人群特別會有惡意的互動方式,這邊的WEIRD不是指奇怪,而是五個英文單字的縮寫,分別是 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 西方、受過教育、工業化、富裕、民主的人。若要要更簡單的方式來說,我想就是那些有得到一些好處,但身分地位不高不上的人。作者在書中也舉證,說反對基本薪資調漲的人,通常不是那些很有錢的人,而是那些薪水只比基本薪資多一些的人,他們不希望薪水比他們低的人,因為基本薪資調漲,而變得跟他們收入一樣多。

作者在第五章談到惡意與自由的部分,也讓人很有感。他提到了幾個研究的證據,都發現了當人們閱讀了一些批評自由意志的文章之後,他們的惡意行為會比較多。此外,當人們覺得自己的自由意志被限縮的時候,他們的惡意行為也會增加。大家可以想想,現在的社會,我們的自由意志是否也被限縮的狀況呢?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社會比較不和睦的原因!

這幾年,在世界上發生了一些大家所謂的民粹事件,像是川普當選、英國脫歐等等的。一些學者會認為,這就是民眾展現了惡意、賭爛,而沒有理性去思考後果。但是,我想這其實是一個反思的契機,身為既得利益者,我們太容易只從自己的觀點出發,即使我們覺得這些做法對整體社會是好的,我們卻忽略了這些做法對一些人造成的負面影響。

當一個人長期都被欺負的時候,你說他還要對社會展示他的善意嗎?恐怕不會。

惡意不一定就不好

雖然惡意會讓人覺得是一些不合常理的行為舉動,但是如果所謂的照理來說,其實會為你帶來一些壞處,那為什麼我們還要依循那些方式來做事情呢?大家可以盤點一下我們社會運作的方式,很多其實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做法,但或許是因為習慣,或許是因為沒有人要改變制度,所以我們就繼續採用那樣的做法。

就像從新冠疫情開始以來,政府就一直倡導大家要戴口罩,來降低疫情的擴散。但是戴了快要三年的口罩,我們疫情擴散的情形,真的有比較不嚴重嗎?這問題不好說,不過可以確定的是,有些國家在疫情比台灣現狀還嚴重的時候,就已經解除口罩令了。我八月下旬前往丹麥的時候,也幾乎沒有人戴口罩,所以誰說就一定要戴口罩呢?

面對這些看似合理,但其實荒謬的事情,若有人存有一些惡意,對整體社會來說,或許是更好的。作者引用了芭芭拉·伍頓的一句話,就很有意思

演化可以獲致創意的力量,靠的是面對不可能的英雄氣魄,而不是靠在可能範圍內當個奴隸。

芭芭拉·伍頓

用白話來說,就是如果大家都是當個乖乖牌,那麼我們不太有機會能夠創新局。總是要有一些人願意跳出來當壞人,才有機會創新局。這一點放在台灣社會,真是讓人格外有感觸。因為我們的社會氛圍,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當乖乖牌,不要想太多,反正有多少做多少。久而久之,就養出了一群奴隸,就算是猛虎,可能也忘了要怎麼打獵。

我們的社會,過度強調以和為貴,以至於大家都有一種鄉愿的特性。這樣的後果就是,犯錯的人,沒多久就會被原諒,而很有可能繼續犯錯。若有多一點的惡意,雖然可能造成毀滅性的傷害,但長遠來看,應該會是比較好的。大家可以好好想想這件事情

最後,我想分享作者在做後提到的憤怒的慈悲,就是我們應該要宛若慈愛的雙親去給頑皮的孩子教訓。憤怒的慈悲來自為了某人好而去與人起衝突的勇氣,這為的是讓他們不要被自身的貪婪、偏見、仇恨、恐懼與自我保護所害。若能夠懷著憤怒的慈悲去善用惡意,我們或許就多了一項新方法,可以去提升人類的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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