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對制度霸權，我們只能屈服？

最近有一部電影《流麻溝十五號》上映，講述著在白色恐怖年代，一群女性受刑人的故事。根據電影的描述，多數的女性並沒有什麼讓當時政府該感到擔心的言論或行為，但是她們就是被認為是對政府有威脅的，所以被關到綠島。在那個年代，雖然我們理論上應該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，實際上卻是集權統治，上級的一個命令，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。

面對這樣的制度霸權，有些人選擇順從，有些人選擇不配合，有些人已經身心交瘁到任人宰割。在看電影的過程中，讓人非常難受，因為那些都是很年輕的生命，卻被主事者當作是敵人一樣在對待，真是太沒有道理了。

在電影中，那些不配合的人，都沒有好的下場。其他的人雖然活了下來，但我想她們心中應該是百感交集的。因為她們可能會想，如果當時我也站出來反抗了，那麼結局會不會不太一樣。但依據電影的描繪，以及對於那個年代的想像，我覺得應該是很難有不同的結果。當然這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略悲觀，但在那個資訊不流通的年代，要串聯群眾的力量，是不容易的。

制度霸權從來沒有離開過

雖然現在我們身處的環境，感覺起來是相當自由民主的。但是，制度的霸權一直都還是存在著，只是我們可能習慣了，或是沒有察覺到這件事情。比方說，很多時候，我們在講離開一個單位的人，如果回來看看在舊單位的夥伴，我們可能會用「回娘家」來形容這樣的行為。我也是經人提醒之後，才驚覺，這個說法很像有點壓迫女性。

諸如此類的事情，實在非常的多。前幾天我聽了政大社工所所長王增勇的演講，他舉了一個例子，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介紹了家暴受害者要申請保護令的過程，就是一個制度霸權的展現。他說一位受害者要能申請到保護令，這位受害者最好是要有驗傷的紀錄，也就是說這個制度認為你要在肢體上被凌虐了，才算是被家暴。如果沒有驗傷紀錄，那麼至少要對這個過程有清晰的記憶，否則就不會被判定需要保護令。但是，實際的狀況是，不少家暴受害者已經有創傷經驗，對於當時發生的事情，有可能有失憶的狀況。所以，我們又再次看到制度的霸權。

通常當我們是既得利益者的時候，我們很難察覺到制度霸權的存在。比方說，對於一些性別認同和自己生理性別是不同的人，在填寫任何需要表明自己性別的資料時，就會覺得自己被制度霸凌了。這樣的感受，我想就不是多數人會有的，而你之所以沒有這樣的感受，就是因為你的權益並沒有受到損害，你被制度保護了。

很多制度本身，都很不合理。像是前一陣子大法官判定政府不讓西拉雅人登記為原住民「違憲」，就突顯原住民相關的制度是有問題的。到底什麼樣的標準，才算是原住民，老實說這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，都要看制度是怎麼定義的，以及是否有被徹底貫徹。以西拉雅族的例子為例，就跟制度沒有被徹底貫徹是有關係的，所以原民會必須要進行修法。只是，修法之後，會不會導致西拉雅族就不被認定是原住民，這也是有可能的。

對制度霸權不敏感，比較好嗎？

這個問題很難回答，如果你一直都是比較順從的人，不喜歡去挑戰制度，你的日子似乎也過得去。因為你會找出一個規則，幫助你可以在現有的制度下安身立命。就如同在兩性極度不平權的年代，多數的女性似乎也活下來，也沒有特別數據顯示他們的幸福感，平權年代的女性低。

就像在現行高等教育體制下的老師們，若乖乖照規定來做研究、發表論文，他日子也是過的去的。如果你沒有照制度來做事情，你反而會比較辛苦。雖然這樣的制度看起來有因為大家的意見而做出調整，但調整的速度實在太慢了，對於不願意屈服於制度的老師來說，是相當不利的。

對一般企業的員工來說也是一樣的，公司有自己制定的KPI，可能對你非常不利。如果你選擇不要追求公司的KPI，那最終倒楣的人，不是別人，是你。所以，很像乖乖的，會讓你過得比較好。因為當個反制度的人，不僅會被別人標籤化，也不一定能夠造成制度的改變。

我在聽王增勇所長演講之後就問他，那如果我們發現制度不好，建立了一個新的制度，但很有可能就是另一個坑，那怎麼辦？王增勇所長說，那就看你是要當一頭快樂的豬，還是痛苦的人。我問了幾位周邊的朋友，他們說當然是當快樂的豬啊~

我自己還沒有想清楚，但我知道對這些不平對待敏感的人，一般來說真的都比較痛苦，因為他們太容易感知到不平等，因而會有負面的感受。我感謝有這樣的人，讓制度制定者不會恣意為所欲為，因為他們知道有人在監督著他們。

不滿制度霸權，不代表就要反對制度的存在

當然也不是說只要有制度的地方，我們就要認定有所制度霸權的現象。這就要取決於制度是怎麼在團體中運作的，如果制度是可以依據群體中成員而做彈性修改的，並且盡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，那麼有制度就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情。畢竟，當一個地方都沒有制度的時候，做事情就不是那麼方便、有效率。

像是在哥本哈根有個地方叫自由城，這個地方基本上是一個自治的區域，政府部門也拿他們沒辦法。若在這地方要做出什麼改變，難度是非常的高，因為每個成員都不覺得，別人有權力可以來指使他要做什麼。只有當他們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時候，他們才會做這樣的事情。

因為我有機會跟幾位丹麥人聊天，從他們的觀感中，他們對這群人是尊重，但不必然就是認同的。也就是說，這個自治區對他們來說，是一個特別的存在。但至於是否象徵著他們社會是比較進步的，那就不一定了。

有時候我會想，我們的制度之所以會看起來很專制、不民主，可能都是因為一些搞小聰明的人所造成的。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，有些人用了不好的方式，來幫自己獲得一些好處，以至於規定越來越嚴格。幾周前，我在高鐵上，就遇到車長查到兩位乘客，沒有帶學生證確買了學生票。雖然他們有可能是忘記帶學生證，但我認為他們更有可能是借別人的身分買學生票。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，以至於我們的制度就會越變越嚴格，也間接提升了制度的霸權。

那我們可以怎麼辦？

第一種作法比較龜縮，有點像是當一頭快樂的豬的作法，只是你並非無視於制度霸權的存在，而是可以用另外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。制度本身既然規範了你的作為，那麼也就必須要為你的作為負責；你若這樣想，反而會覺得自己減少需要承擔的責任，感覺也還蠻不錯的。

像是日前郝明義在國家兩廳院輪椅卡住了，尋求工作人員的協助，工作人員表示他們不能協助，因為是違反規定的。旁觀者會覺得這制度荒謬，但之所以會這樣，應該是工作人員曾經協助，結果反而惹禍上身。於是，乾脆禁止他們去協助觀眾。若從工作人員的觀點，雖然他被限制了，但他某種程度上也是被保護了。

第二種作法就是制定自己的制度，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。這樣的作法，不一定就會衝撞社會體制，而是可以在制度的灰色地帶找到生存的空間。就像自學制度，一開始也是走在灰色地帶，直到規模越來越大，政府才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作法，並且訂立相關的制度。

你不一定要走上被主流認可的地步，但是若你希望別人可以尊重你的制度，那麼你不該影響其他人，這樣制度比較有可能被保留下來。

第三種作法是最不容易的，就是去衝撞制度，讓制度可以發生改變。像是各種罷工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只不過在亞洲地區，罷工的成效通常有限，因為我們過度強調社會的和諧，而不重視自身的利益。

年輕的我，可能比較會採取第三種作法，會去衝撞制度。但我後來發現，略帶妥協的衝撞，往往效果會比起直接衝撞來的好。我自己也會跟學生說，你今天要抗議制度不好，沒有問題，但是你要提出一個更好的制度，不能只說現在的制度不好。要挑別人的毛病很容易，但是自己要端出一個別人挑不出毛病的東西，沒有想像中的簡單。

所以，好好檢視現有制度的問題，想辦法從中去找到可能的調整方案，是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。當然，這一切的前提是，有權力的人，必須要有足夠的雅量，願意去調整制度，以及自己對於制度的看法。從歷史上也驗證了，那些可以聽進去建言的君主，往往能創太平盛世；那些獨裁的人，通常下場不太好。